[转贴]“文学死亡”：“包养”体制的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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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石勇

这几天，不坐班而被体制“包养”的“著名作家”洪峰因单位沈阳市文化局扣发工资而当街乞讨的事闹得沸沸扬扬。鉴于其内嵌于“文学已死”和用纳税人的钱来“包养”作家的体制被千夫所指的背景，这一事件迅速形成公众关注的焦点，并获得了远超出洪峰及拥趸们所解读的“作家乞讨”的意义。洪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这件事是一个大事件，那就说明它其中确实包含有大事，它本身就是大事。至于以后发展成什么样，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事情的发展的确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本来是想继续维持包养关系的行为一进入公共领域，会在公众的解读中形成一种矛头指向包养他的体制。

　　　　　　　　　　当街乞讨：“维权”还是撒娇？

众声喧哗中，有人认为，洪峰这样的“著名作家”当街乞讨是“我们时代的耻辱”。更有文人哗众取宠地高呼：“洪峰是在替所有中国作家乞讨！”。

问题在于，洪峰在“维权”时，按“劳动关系”其身份是“文化局工作人员”，而不是“作家”。但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工作人员不在单位存在和干活而拿钱。他的乞讨不过是以“作家”的身份谋求继续包养。在此我们看到：一个在这个时代继续谋求包养的作家无能的耻辱变成了我们时代的耻辱、谋求包养是如此理直气壮――这些作家果真是一群不需要理睬现代社会的诸多游戏规则的特殊动物。

洪峰“维权”的依据是多年前的长官意志。或许他很有“权利意识”，但不知他是否考虑过纳税人的权利？长官、体制许给他房子、工资和不坐班的待遇，但这一切都是纳税人在替他买单。换言之，他的“权利”本身乃是一种由体制所保证、不提供公共产品却享用纳税人的血汗钱的特权。

“包养”作家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怪胎实际上是包养者和被包养者的一种合谋，他们通过相互美化而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控制的功能，并且彼此心照不宣。包养虽然在向市场社会的转轨中合法性遭受质疑，但体制延续至今。

洪峰们这种特权享用了那么多年，已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定势，不习惯“按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思考”。作为个体，他和其它被包养的作家只不过是由体制保证的既得利益者而已。现在这一既得利益摇摇欲坠，他要“维权”，向主子撒娇了。

作家可以要求继续由纳税人出钱履行包养的“合同”，但纳税人的权利谁又来维护呢？

　　　　　　　　　　　　包养后遗症

“包养”在社会控制的考虑中意味着统治的意识形态机构对被包养者的思想的购买，正如一个老板对“二奶”的包养是对她的“性独享权”进行购买那样。在此不同的只是前一种包养用的并不是自己的钱。

“包养”如果形成“明制度”，便会在被包养者的身份的价值排序和精神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包养”特征。被包养者的身份被体制所承认（甚至是体制赋予）并且纳入了社会的价值排序中，且相对来说位于高端，它在社会中的折射使它变成了一种“大众共识”。既然作家这种身份是体制所承认（甚至是体制所赋予）的，未获得体制“认可”、具有“作协会员”身份的那些同样是搞“文学创作”的人自然也“正规”地算不上是作家，他们更是无从享有“作家”的那种荣耀和内嵌于体制内的资源配给。

因此，被包养的作家对冒充为“大众共识”的身份的价值排序的认同和对与资源配给等联系在一起的优越地位的迷恋使他们在精神上依附于包养体制，与其处于一种共生结构中。他们害怕失去这些东西，就必然害怕包养体制的崩溃。

基于某种道德上的焦虑，他们可以有文人的那种假装反体制的撒娇，但还是不能隐藏住他们按包养体制的规则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真相。洪峰在这个事件中似乎颇有些“道德色彩”，但无论是他写信给领导的行为，还是“担心自己从这个工作了30多年的体制中脱离”的夫子自道，以及“很希望能到和自己对口的机构（作协或文联）”的内心流露，都表明他根本离不开包养体制。

这就是包养的后遗症。它让一个“著名作家”失去了“独立之人格”，只能寄生于体制之中，更不要谈对民主和市场社会规则的认同和适应。

　　　　　　　　“文学死亡”：垄断若死，文学不死

“文学死亡！”那个认为“洪峰是在替所有的中国作家乞讨”的文人前段时间高声呐喊。在他看来，洪峰乞讨成了他宣布的“文学死亡”的一个注脚：洪峰的形象“代表了未来的中国人，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认知，对我们这个时代作家的认知”。

这个文人以一副“反体制”的形象来发表他对文学和洪峰乞讨的判断。但恰恰是他以洪峰类的体制内作家作为背景来给“文学”下一个全称判断这一点，暴露出他表面的反体制只是一个姿态，背后仍是对体制内的规则和判断的潜意识认同。

这样的作家诗人，即使拒绝了体制的包养，也没有拒绝用体制的思维方式和隐含的价值排序来思考。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似乎那些因鄙视或其它原因没有“作协会员”身份的作家写的东西根本就不配称为文学：何谓文学，是否有价值，最终还得接受背后的权力意志的编码。

有人一语点破：不是文学死亡，而是文学垄断的形式死亡了。进一步说，如果做不到对包养体制的大拒绝，无法砸烂包养体制所形成的“作家”的身份承认、作品评定与作品发表的资源垄断对自由的文学创作的束缚枷锁，那才是不仅体制内的文学死亡，它还要拖着体制外的一起完蛋――只不过不那么容易而已，特别是有了网络。

看赵丽华的“诗”和“国家一级诗人”、“鲁迅文学奖评委”这样的桂冠的鲜明对比，人们就会知道包养体制已荒唐可笑到了何等地步。中国作家为何不能拿到诺贝尔文学这个问题，在中国作家未斩断对体制的身份依附，消除权力意志对自己的判断和创作的影响之前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或许中国作家最该问的是自己是否已适应了市场化下现代社会的一些思考方式和游戏规则，这种“刺激”对于“文学创作”的好处，只要“睁眼看世界”就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