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不代表北大水平，可是我心中还是有悲哀

　　
　　——致北京大学校长的一封不得不公开的信

　　王铮

　　尊敬的许校长：

　　我叫王铮，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研究员，我作为贵校学位论文的评审人，
2005年7月17日贵校环境学院陈彦光副教授给王铮来信，北京大学陈副教授的信
是这样写的：

　　“您好！
　　“2004年5月，陈彦光的博士学位论文被中国地理界的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恶
意否决。有证据表明，这个人在论文评审期间不仅自己对我的文章痛下杀手，而
且努力串通他人，企图将我的毕业论文彻底扼杀，手段卑下而又可悲。事后，此
人还利用地理学会议或者“学术”报告期间进行诽谤、诬蔑，并且网站谣言惑众。
　　“本人无法一一辨诬。由于导师的大度和劝阻，我也不打算一一辨诬。在
2004年事发之时，我曾撰写了一些反驳或者说明材料，提交给北大的有关领导。
现在兴致所至，我现在决定将这些材料寄给国内地理界的方家。古人说：公道自
在人心，有理走遍天下。我相信，所有的冤枉，迟早都会真相大白于天下。此致
　　“敬礼！
　　陈彦光2005-7-17”

　　事情是这样的：

　　2004年，我荣幸地获得机会对北京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进行评审（当时不知
道作者是环境学院陈彦光副教授，导师为周一星教授）。在审稿时发现该博士论
文存在三类错误：第一类是科学错误；第二类错误是作者有抄袭行为；第三类错
误既是地理性的，也是政治性错误。当时我提出该文不能答辩，要求修改错误以
后再送审。另外一个专家对作者在论文中无中生有地辱骂其他学家，文章类似哲
学论文，种种原因，表示弃权。我们的意见分别是：

直言了，为什么不直言？

　　作者：酷爱星辰

　　读过署名“直言了”的《洋棍子“科学警察”的真相（修改篇）》这篇文章
之后，发现“直言了”何止是没有直言，不少地方简直是肆意歪曲事实，甚至有
造谣的嫌疑。

　　首先，“直言了”说“洋棍子CSICOP是个美国娱乐性组织，根本不是科技界
组织”，但是可笑的是“直言了”竟以CSICOP的成员兰迪先生是一个魔术演员为
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且先不提兰迪先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所长在揭露依靠魔术
来骗人的伪科学事件中的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在国际反对伪科学方面的声誉，就是
从单单以某个组织的一个成员的职业来断定这个组织的性质，也未免太武断和可
笑了吧。不知道“直言了”到底看过CSICOP的成员(CSICOP Fellow)名单没有，
这个名单就CSICOP网站上放着，上面列出了成员的姓名与职业，CSICOP的成员基
本上是心理学家、科学家、工程师和科学作家，不知道“直言了”如何得出
CSICOP是一个娱乐性组织的结论的？既然“直言了”都能找到了兰迪的欧美人物
介绍，为什么没先找这个CSICOP的成员名单好好看看？

　　其次，“直言了”说“洋棍子CSICOP是个涉嫌欺骗的宗教性组织”，但是
“直言了”却没能拿出证据来说CSICOP到底怎么涉嫌欺骗，又怎么是宗教性组织，
不过又是拿兰迪先生说事，来证明CSICOP是如他所说的那样。既然“直言了”说
了美国媒体如何评论CSICOP，那为什么不给出原文和出处？不知光给出一段没头
没尾而且又没有给出作者姓名的美国心理学学会的“署名”评论想要说明什么呢？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方舟子按：“直言了”所说的美国心理学会其实是研究
“超自然现象”的美国灵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这种组织当然对CSICOP没有好话】

　　再次，“直言了”又说“正如科学院领导人士说的，他们（指何祚庥、司马
南等国内反伪科学人士）是“吃饱了饭没事干，专做损人的事。”不知道“直言
了”听哪个科学院领导说的，为什么不能直言是谁说的？如果不拿出证据，又怎
么能证明不是“直言了”自己杜撰的？

　　CSICOP（对于声称异常现象进行科学调查委员会）被称作科学警察，不过是
大家的俗称（卡尔萨根按其发音，Science Cop，戏称为“科学警察”），并不
是说CSICOP真的就是在科学界中具有警察职权并且行使警察职能的组织，他们不
过是对自称为“超自然现象”的现象进行批判的考察，并揭露伪科学的国际组织，
而“直言了”及某些人最近一段时间却以此名称来混淆视听，反对国内的揭露伪
科学的活动。既然“直言了”等人认为被国内反对伪科学人士揭露的那些不是伪
科学，而是科学，那又何必怕别人进行质疑，科学要靠的是证据，而不会是光靠
别人的赞成和反对来证明对还是错，毕竟真金不怕火炼，科学也不怕检验。

中国电信与美国电信

　　kchen

　　所有攻击中国电信的人几乎都有同一个症状：无限放大自己所了解的身边的
一点点信息。

　　首先正本清源。咒骂中国电信死捧美国臭脚的，恐怕都不知道 (又或是选择
性失忆)，电信初期的收费制度都是照抄的美国。这包括初装费和无线的双向收
费，等等等等。就算在今天，你我几个不交初装费，并不意味着在美国人人都不
用交。

　　其次，狼所说的“巨大中华”通信设备制造商在中国的崛起对端口费用的影
响也不是事实。端口费用大幅下降是“八国联军”内斗的结果。巨大中华在1995
年以前只能进农话市场。另外10年前的端口费也不是什么神秘兮兮的“不能告诉
你”，一付“我独知”的嘴脸未免幼稚。

　　狼还说什么只有三岁儿童才相信“全部的初装费、月租费、电话费还要上缴
国家财政，并没落到电话局的兜里。” 殊不知这正表明了说这话的人连三岁小
孩的求知欲都没有。如果真的认识那么多“电信联通的总工高工”，就应明白这
是连三岁小孩都该知道的事实。

　　至于到底是否“牟取暴利”，我一向是比较偏向于让数字说话的。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国内电信是如何“牟取暴利”的吧。电信运营商的一
个关键指标叫ARPU - Average Revenue Per User - 也就是它能从一个用户身上
收到多少钱。

　　举联通为例。它2004财年ARPU是 85.3RMB/month，约合 USD10/month。同期
Verizon是 USD51.58/month。谁高谁低一清二楚。

　　当然我想一定会有人跳出来：美国工资比中国高多少多少倍。。。没错。不
过他们也应该记住，当电信制造商卖设备给中国的时候，他们绝不会因为中国工
资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而就大发慈悲地只收中国二十分之一的钱。

　　狼关于“手机免费”也是再度一叶障目。这里另一个和整个市场相关的数字
是ASP - Average Sales Price - 制造商卖给运营商的价钱，北美2004年平均是
USD189。由于北美运营商可以从用户身上榨出 USD51.58/month，他当然可以
subsidize手机，i.e. 给你免费或超低价。所以不能想当然地在店里电视上看到
几个免费的广告就以为美国手机都免费。

　　至于“美国的运营商依然能够有利润”云云，也是信口开河。Verizon在
2004财年亏损 USD1.5B。Sprint PCS在2003财年还亏损 USD322M。作为比较，联
通2004财年亏损 RMB588M，即约为USD 80M。

　　我个人不是也不曾是，家里也无人是或曾是中国电信，移动或联通的员工。
没有这个荣幸，也没有兴趣去认识什么电信联通的总工高工。不过让事实说话而
已。

　　李昌玉先生在“为什么中国的话费比美国贵得多”一文中提到：

　　“在离开华盛顿大约100公里，越过阿巴拉契亚山口之后，在长达将近400公
里的路段上，手机就完全没有信号了。后来我们琢磨原因，大概就是因为这么长
的路途当中，只有3个镇，人口极为稀少。其间完全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林海，架
设铁塔，铺设光缆成本太高而收益太低。所以，中间没有微波信号，成了信号的
“盲区”。...

　　由此看来，美国的电信业并非先进得不得了，但是这种“落后”的背后，说
明资本主义的投资处处要考虑成本，不能做赔本的生意。”

　　这里李先生可能对美国的无线运营模式有些误解。

　　首先，美国的无线通讯频段极其繁复。李先生的手机在7，77，55某路段没
有信号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无线运营商在该路段都无覆盖。一种可能是李先生所用
的无线运营商在此区域无服务。而其他服务商有。

　　其次，美国绝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美国政府机构之一的无线电管理委员
会FCC对无线运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令“资本主义的投资处处要考虑成本”，
FCC也常常干涉运营商操作。

　　仅举一例。由于持续亏损经营，1998年AT&T Wireless filed a petition
to FCC申请关闭其在俄勒冈州太平洋海岸人烟稀少地区的无线通信网络。FCC当
即回绝。理由为当年AT&T购买无线通讯波段时曾经保证了在该区域无线通信网络
的存在以便public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最后，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各国政府对移动通讯无线执照的收费态度了。

　　什么叫做无线通讯执照？就是说如果一个无线运营商想要在美国营业，它不
但要买通信设备，还要向美国政府买“无线电波”。也就是说你服务商的无线电
波在美国的空间走一走，就请交钱吧。

　　这个执照还不是全国通用。你在华盛顿有执照，到了波士顿对不起你无线运
营商要重新买单。

　　至于有多贵，再次让数字说话。1995~1997美国政府第一次拍卖总收入达
USD10.1B。100亿美元。同样，英国在2000年的拍卖中收入 USD 33B。330亿美元。
德国，USD 47.5B。475亿美元。真是无本亿利的好买卖啊。

　　至于这笔费用最后到底是谁买的单，我想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你我这些
普通的消费者。

　　而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的不收取执照费的国家之一。

　　最后一句话和李先生无关，是送给广大“美国的月亮就是圆”的民主愤青的。

　　希望大家以后再有一肚子不平，“中国政府欠我太多真该死”的时候，还是
多横向比较一下，少一些情绪化的宣泄吧。

新京报不能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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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

6月20日和21日，新京报连续发表了二篇社论，一篇标题为“圆明园不仅仅
是专业判断问题”，另一篇题为“圆明园问题不能忽视价值理性”。看了以后，
感觉怪怪的。似乎跟我记忆中在圆明园问题上新京报以前的立场有点不同。上网
查阅了一下，果然发现了不同。在5月13日和5月25日新京报分别发表了二篇关于
这方面的社论，题目分别为“法治，是解决圆明园事件的必然方向”和“解决圆
明园问题的原则和方向”。新京报据说是“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严肃
的报业集团合办的报纸。为什么对自己说出话不负责呢？很不理解，她这样做将
会失去很多读者对她的尊重。

又看到了一则新京报报道，“传环评支持圆明园防渗”（6月19日）。这才
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她的社论转向是因为环评不支持她的观点。而原来她是希望
用环评来制止圆明园防渗工程的。

在“法治，是解决圆明园事件的必然方向”中，新京报强调要“走法治之路
——没有经过法定的环评手续，就要补办；没有经过充分的征求民意，就要召开
听证会，并让媒体进行充分报道”。“在解决圆明园问题的原则和方向”的社论
中，新京报更进一步强调“坚持法治的理念”，“要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
执政”。听到环评支持圆明园的消息后，新京报把“法治”，把“科学执法”，
把“补办环评手续”这些自己强调过的观点甩到一边，连声说那不算，那不算。
我说不算就是不算，即使环评通过了也不算。

我们来看一看新京报是怎样说不算的。

在6月20日和21日的社论中，新京报闭口不谈“法治”不谈“科学执法”。
却开始大谈我们国家存在的“重理轻文”“缺乏人文内涵”的现象，并暗喻我们
这些在国内搞理工的人“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看到这儿，我恍然大悟，明白
了为什么中国出现了一群人，这群人有一个名号，叫“科学文化人”。敢情这群
人又懂科学又有文化。而其他人要么懂科学没文化，要么有文化不懂科学。中国
自隋朝开始，到清朝终止，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度一直考的是或主要考的是四书
五经，做“八股文”文章，只有文，没有理。近百年来才开始有文科和理科的分
科考试。说到“重理轻文”，那仅指文革前由于时代的原因，大部分考生的家长
不愿孩子从文，希望孩子考理工科掌握一门技术，引起了考理工多考文科少现象，
新京报所指的状态“重视理工，轻视文科”根本是两码事。

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现在能重视理工科是好事。参考消息6月21日有一篇文章
讲“中国重视科教引发美国人忧思”，并称“美国如不加强自然科学和数学教育，
中国将成为地球上不输于任何国家的第一大国”。 同时，我还认为我们对理工
科还重视得不够，要在普及科学教育上下大力。这只要看看某些环保人士平时的
言行，就会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科普工作的确任重而道远。我提议给这些环保人士，
包括那些科学文化人，请一些中学数、理、化、生家教，给他们普及一些科学常
识，免得他们在公众场合说话出洋相。只有掌握科学常识，才能更好地环保，更
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新京报认为，“科学结论在涉及利益冲突的场合，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的力
量，所谓专家论证，也只能是一种参考意见”。更有甚者，她主张“在政治决策
过程中，起最后作用的是利益之间的折衷和妥协，而非数据和事实的运算”。这
就好比，在一起强奸杀人案中，公诉方拿出DNA检测结果证明，凶手就是被告犯
罪嫌疑人。而被告律师却声称：“科学结论在涉及利益冲突的场合，并不一定具
有决定性的力量，所谓专家论证，也只能是一种参考意见”，并主张在审判过程
中，“起最后作用的是利益之间的折衷和妥协，而非数据和事实的运算”。你是
否觉得很怪异，很荒唐？

我对于圆明园的防渗工程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希望新京报，
不管环保评审的结果如何，能始终坚持自己曾经提出过的“法治，是解决圆明园
事件的必然方向”的立场。不要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将“法治”和“科学执法”
作为时髦名词玩弄于股掌之间。

(XYS200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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