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妖魔化黄健翔？关于吴虹飞的十个疑问

　　

　　作者：黄猛
　　来源: 网易体育专稿

　　黄健翔与集美女作家、流行歌手、自由撰稿人于一身的吴虹飞闹得不可开交，
是因为后者的一篇尚未完成的采访在某报刊发引起的。此事的后果，已经远非两
个当事人可以控制，对于吴虹飞，我们需要问她：

　　一问：为什么要将未完成的采访见报？

　　作为黄健翔辞职后唯一专访过他的人，吴虹飞事后也承认，采访未完成就被
编辑催着截稿并出片。问题是，黄健翔与她达成口头协议，择日补充采访，但吴
虹飞却未经黄健翔本人同意就单方面发稿。新闻的魅力在于缺憾才是美，能够给
读者留出充分的联想空间，恐怕这才是吴虹飞急于将稿子发表的原因吧。

　　二问：为什么没有向用稿单位坚持约定并求谅解？

　　作为国内最权威的某周报，在此事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吴虹飞
的交待，因为编辑催得急，所以才将没有完成的采访交给报社。那么，作为该报
社的特约撰稿人，也不是第一次做专访，为什么这次她如此粗心地忘了和黄健翔
择日再谈的口头约定呢？吴虹飞辩解说发稿前一直试图联系黄健翔，未果才遗憾
地将稿子发了。那么，作为采访重要消息源的董路，在吴虹飞不断联系黄健翔的
同时，董路也在联系她，询问采访的进展，但她为什么不接董路电话？

　　三问：为什么见报采访内容会和事实出现巨大出入？

　　引发黄健翔和吴虹飞论战的原因是采访内容和事实的出入，董路作为事件的
涉及者之一，第一时间对吴虹飞的撰稿方式予以了尖锐的批驳，斥其断章取义，
采用卑劣的手段给被采访对象设置陷阱。在黄健翔和董路的共同发难下，吴虹飞
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虽然坚持自己有录音为凭，但态度已经变得温和，
甚至称喜欢自己的采访对象。

　　四问：为什么纠纷出现后，抢着进行自我澄清？

　　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那就是黄健翔发难后，吴虹飞第一时间就给予了回应，
除了堆砌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辩驳文字，却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断
章取义，只是在文末巧妙地丢了一句：我有录音。后来，她的反应频率明显比黄
健翔快，接二连三地写博客为自己造势。比较而言，黄健翔的动作要慢许多，除
了转贴了几篇董路的博客，就是几句赤裸裸的叫骂。吴虹飞如此心急，究竟是为
了什么呢？

　　五问：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黄健翔的诘问？

　　对于黄健翔及其死党董路的诘问，吴虹飞的解释明显苍白无力，称自己不会
去看黄健翔的博客，她也觉得自己采访没有任何问题。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最直
接的方式就是主动出击，去寻找对方的破绽，可惜吴虹飞在采写黄健翔专访时无
限上纲上线的劲头迅速消失了，变得无比的矜持与委屈，她究竟对采访做了多少
加工，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六问：为什么会遭到李承鹏董路一致质疑和反感？

　　除了董路，早在黄健翔辞职的当天，另一消息源李承鹏也在自己的博客中提
到了后来发表黄健翔专访的媒体，称其对该报记者反复骚扰，想从他身上挖黄健
翔新闻的行为感到厌烦。不能武断地认为李承鹏多日前厌烦的那个记者就是吴虹
飞，但可以确定的是李承鹏对该报的行为感到反感，合乎逻辑的是吴虹飞正是执
行了那家报纸的意图。经过曲解的报道见报后，董路们不发飙才怪！

　　七问：为什么要将报道对象妖魔化？

　　不可否认的是，吴虹飞不管是通过哪种路径，通过哪种叙述方式，无形之中，
她的报道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妖魔化黄健翔。这个既成效应她无法抵赖，她的行
文添加了很多道德层面的暗示，将黄健翔这个不堪心理重负，刚刚辞职的“病态”
中的前央视名嘴引向了有道德缺陷的人。很遗憾，吴虹飞的报道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却让人对她的病态心理更加厌恶。

　　八问：为什么你越描越黑，引发网友的声讨？

　　清者自清，平面媒体对此的兴趣并不大，吴虹飞的自我救赎更多的是发生在
网上。网上虽然有不少批黄倒黄的言论，但更多的网友并不认可吴虹飞的伸冤叫
屈。吴虹飞越描越黑，很多网友对她标榜自己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细心的
网友可以翻一下各大网站关于此事的跟帖，支持吴虹飞的人屈指可数，倒是附和
黄健翔的人居多。

　　九问：为什么会被列入方舟子《不良记者名单》？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是，黄健翔一文的作者吴虹飞，正是方舟子《2005年度
不良记者名单》中的其中一位。在董路的博客里，也“及时”地将其作了链接，
黄健翔的博客里很快也将其链接出来。点开帖子内容，吴虹飞的入围资料如下：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入围原因是造谣、欺诈。吴虹飞女士，对这个问题，我
们想听听你的解释。

　　十问：你有合法的全国统一核发的记者证吗？

　　大陆媒体有严格的规定，自由撰稿人无权采访，从吴虹飞的身份可以看出，
她未必持有全国统一考发的记者证，如果是这样，她就没有权力对黄健翔这个公
众人物进行采访，奇怪的是，在吴虹飞的自我标榜中，她已经以同样的身份采访
了多个名流大腕，只不过因为和黄健翔发生的冲突，才让她的真正身份得以曝光。
以上的置疑也仅是猜测，如果吴虹飞持有全国通用的记者证，那另当别论，但如
果没有，我们只能视其为非法采访。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吴虹飞给予正面回答。

华中农大生科院研究生自杀事件的背后

　　On behalf of my friend

　　该导师即张XX的学生，从国外回来不久。发了2篇PNAS。

　　1、自杀事件的主体，应该负主要责任，但诱因不可忽略。武汉某高校生命
科学技术学院长期在教育和科研占据主导地位，其每年的科研经费占全校的80%
以上，甚至占90%以上。事实是这些科研经费只掌握在少数教师手中，大多数生
科院的老师只有少量的科研经费。所以，所有的荣誉和地位均授予了学院、学院
的教师，学生则在这种荣誉中成了名副其实的牺牲品。第一，它们的学生必须在
学习成绩、四六级通过率等各方面占优势，因为他们是生科的。甚至学生的家长
也必须付出比其它院系要高较多的高额的学费。第二，它们的研究生必须发高水
平的文章才能毕业，所以，较大比例的研究生都要为此多付出一年到三年的研究
心血。如果导师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则可以为学生发一定的科研补助，大多数生科
院的老师都仅有少量的科研经费。所以，在这些延期毕业的学生中，国家并不资
助它们继续无待遇的研究，它们只有每月100-300月生活补助，如果导师没有钱，
甚至科研经费也只有自己想办法。在这些赤贫的学生中，如果它的心理素质(与
其说是心理素质，不如说是脸皮)不是足够好的话，上述自杀事件会每年都有几
个发生。比如，在生科院大楼中，其实还有别的院系的老师，及其学生，它们中
某些人的压力比生科院的老师和学生的压力还要大，2006年上半年有一硕士生因
此自杀。

　　2、如上所述，所有有压力的教师，它们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将这种压力
大部分或完全转移给学生。结论是有理由的。

　　第一，学生在有限的科研补助下，承受着生活和毕业的双重压力。

　　第二，学生在承受着生活和毕业的双重压力下，还承受着没有科研经费和实
验条件一般的限制。

　　第三，个别学生在承受着上述压力下，还承受着指导教师的粗鲁态度、无理
态度、变态心理和乱指导一气等等压力。如有的教师居然采取签名制的管理方法，
每天早晨签到，签一次1元，不到扣2元；每周卫生签到，一次5元，不到一次则
罚8元等等。(当然，这些奖励和罚款包括在你的每月实验室科研补助中，即
100-200元中。即使你每个项目都有签名，你每月最高只有200元)你说是无理还
是变态？

　　第四，个别学生在承受着上述压力下，还承受着没有指导教师的压力。如前
所述的自杀事件。

　　第五，个别学生在承受着上述压力下，某些学院的女研究生还承受着来自男
教师的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压力。XX学院的教师时常传出这种新闻。

　　3、再看学校实验条件的限制：

　　(1)国家重点实验室的200多号学生，个别时候有近300学生，分享着有限的
实验操作设备和实验空间。例如，有近三年的时间，所有学生分享4台PCR仪，其
中总有二台处于坏与不坏之间；有近二年的时间，所有学生分享三台振荡培养箱，
其中总有效培养空间为40个三角瓶。这其间还有近4个月的实验室装修。

　　(2)没有一个专门的进行放射性操作的操作台或实验室；更没有有效的防护
设备；

　　(3)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RNA的操作台或实验室；

　　(4)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起码的进行有毒药品和试剂操作的通风橱；大家每
天生活在有毒物质和浓烈的化学药品的气味中，比较类似于目前和以前报纸上报
道的广东某些化工厂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当然，还有人关心他们的有毒化
学物质的补助问题，学生们没有人关心，因为不值得关心。一段时间因为某个实
验室产妇产下不正常胎儿的新闻，使女研究生们心有余悸，整天不知所措。因为
女生占研究生的比例至少有55%。

　　(5)其它诸如因为某种处理需要高额的试验费用，不得不中止的新闻无时不
在。

[转贴]“文学死亡”：“包养”体制的穷途末路

文章提交者：余何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 作者：石勇

这几天，不坐班而被体制“包养”的“著名作家”洪峰因单位沈阳市文化局扣发工资而当街乞讨的事闹得沸沸扬扬。鉴于其内嵌于“文学已死”和用纳税人的钱来“包养”作家的体制被千夫所指的背景，这一事件迅速形成公众关注的焦点，并获得了远超出洪峰及拥趸们所解读的“作家乞讨”的意义。洪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这件事是一个大事件，那就说明它其中确实包含有大事，它本身就是大事。至于以后发展成什么样，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事情的发展的确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本来是想继续维持包养关系的行为一进入公共领域，会在公众的解读中形成一种矛头指向包养他的体制。

　　　　　　　　　　当街乞讨：“维权”还是撒娇？

众声喧哗中，有人认为，洪峰这样的“著名作家”当街乞讨是“我们时代的耻辱”。更有文人哗众取宠地高呼：“洪峰是在替所有中国作家乞讨！”。

问题在于，洪峰在“维权”时，按“劳动关系”其身份是“文化局工作人员”，而不是“作家”。但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工作人员不在单位存在和干活而拿钱。他的乞讨不过是以“作家”的身份谋求继续包养。在此我们看到：一个在这个时代继续谋求包养的作家无能的耻辱变成了我们时代的耻辱、谋求包养是如此理直气壮――这些作家果真是一群不需要理睬现代社会的诸多游戏规则的特殊动物。

洪峰“维权”的依据是多年前的长官意志。或许他很有“权利意识”，但不知他是否考虑过纳税人的权利？长官、体制许给他房子、工资和不坐班的待遇，但这一切都是纳税人在替他买单。换言之，他的“权利”本身乃是一种由体制所保证、不提供公共产品却享用纳税人的血汗钱的特权。

“包养”作家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怪胎实际上是包养者和被包养者的一种合谋，他们通过相互美化而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控制的功能，并且彼此心照不宣。包养虽然在向市场社会的转轨中合法性遭受质疑，但体制延续至今。

洪峰们这种特权享用了那么多年，已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定势，不习惯“按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思考”。作为个体，他和其它被包养的作家只不过是由体制保证的既得利益者而已。现在这一既得利益摇摇欲坠，他要“维权”，向主子撒娇了。

作家可以要求继续由纳税人出钱履行包养的“合同”，但纳税人的权利谁又来维护呢？

　　　　　　　　　　　　包养后遗症

“包养”在社会控制的考虑中意味着统治的意识形态机构对被包养者的思想的购买，正如一个老板对“二奶”的包养是对她的“性独享权”进行购买那样。在此不同的只是前一种包养用的并不是自己的钱。

“包养”如果形成“明制度”，便会在被包养者的身份的价值排序和精神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包养”特征。被包养者的身份被体制所承认（甚至是体制赋予）并且纳入了社会的价值排序中，且相对来说位于高端，它在社会中的折射使它变成了一种“大众共识”。既然作家这种身份是体制所承认（甚至是体制所赋予）的，未获得体制“认可”、具有“作协会员”身份的那些同样是搞“文学创作”的人自然也“正规”地算不上是作家，他们更是无从享有“作家”的那种荣耀和内嵌于体制内的资源配给。

因此，被包养的作家对冒充为“大众共识”的身份的价值排序的认同和对与资源配给等联系在一起的优越地位的迷恋使他们在精神上依附于包养体制，与其处于一种共生结构中。他们害怕失去这些东西，就必然害怕包养体制的崩溃。

基于某种道德上的焦虑，他们可以有文人的那种假装反体制的撒娇，但还是不能隐藏住他们按包养体制的规则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真相。洪峰在这个事件中似乎颇有些“道德色彩”，但无论是他写信给领导的行为，还是“担心自己从这个工作了30多年的体制中脱离”的夫子自道，以及“很希望能到和自己对口的机构（作协或文联）”的内心流露，都表明他根本离不开包养体制。

这就是包养的后遗症。它让一个“著名作家”失去了“独立之人格”，只能寄生于体制之中，更不要谈对民主和市场社会规则的认同和适应。

　　　　　　　　“文学死亡”：垄断若死，文学不死

“文学死亡！”那个认为“洪峰是在替所有的中国作家乞讨”的文人前段时间高声呐喊。在他看来，洪峰乞讨成了他宣布的“文学死亡”的一个注脚：洪峰的形象“代表了未来的中国人，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认知，对我们这个时代作家的认知”。

这个文人以一副“反体制”的形象来发表他对文学和洪峰乞讨的判断。但恰恰是他以洪峰类的体制内作家作为背景来给“文学”下一个全称判断这一点，暴露出他表面的反体制只是一个姿态，背后仍是对体制内的规则和判断的潜意识认同。

这样的作家诗人，即使拒绝了体制的包养，也没有拒绝用体制的思维方式和隐含的价值排序来思考。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似乎那些因鄙视或其它原因没有“作协会员”身份的作家写的东西根本就不配称为文学：何谓文学，是否有价值，最终还得接受背后的权力意志的编码。

有人一语点破：不是文学死亡，而是文学垄断的形式死亡了。进一步说，如果做不到对包养体制的大拒绝，无法砸烂包养体制所形成的“作家”的身份承认、作品评定与作品发表的资源垄断对自由的文学创作的束缚枷锁，那才是不仅体制内的文学死亡，它还要拖着体制外的一起完蛋――只不过不那么容易而已，特别是有了网络。

看赵丽华的“诗”和“国家一级诗人”、“鲁迅文学奖评委”这样的桂冠的鲜明对比，人们就会知道包养体制已荒唐可笑到了何等地步。中国作家为何不能拿到诺贝尔文学这个问题，在中国作家未斩断对体制的身份依附，消除权力意志对自己的判断和创作的影响之前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或许中国作家最该问的是自己是否已适应了市场化下现代社会的一些思考方式和游戏规则，这种“刺激”对于“文学创作”的好处，只要“睁眼看世界”就会看到。

[转贴]谢国忠：房地产不增加财富 政府不应赚百姓的钱

文章提交者：Lestat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谢国忠：房地产不增加财富 政府不应赚百姓的钱
www.hexun.com 【2006.11.08 09:39】来源:新京报



作者：刘斌


　　前摩根斯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透露其近况

　　前大摩明星分析师谢国忠离职后，业界传言其将就职基金行业的说法得到证实。近日，谢国忠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称确实有上百家对冲基金在找他。

　　谢国忠此前因一封内容敏感的电子邮件外泄而黯然辞职。在电话采访中，一向直率敢言的谢国忠再次就国内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我最近还在休息”

　　记者：你最近有新的动向吗？因为大家都在说你要去某大的机构就职？

　　谢国忠：这段时间我还在休息，因为公司曾有规定，我三个月内不能去其他公司就职。

　　记者：有媒体说，你离开摩根斯坦利后还将享受公司年终的巨额分红？

　　谢国忠：没有这回事，我已经离开公司了，没任何关系。

　　记者：那你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常来内地吗？

　　谢国忠：我主要是休闲。也去过两次内地，拜访一些朋友。

　　记者：你就职的去向肯定是基金吗？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大的机构在追逐你？

　　谢国忠：这个我真的不方便说，请予理解。

　　机械设备产业可将人均GDP提升到4000- 5000美元

　　记者：最近国家公布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情况，各项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健康的发展，而且最近五年也是近三十年发展最好的五年，你认为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谢国忠：我认为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轻工业；另一方面是来自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轻工业方面的投资有一部分来自华侨资本，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台湾等地区的产业转移。在轻工业方面内地有优势，一是人力成本低，二是管理也不错。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成本低的要素，比如电力成本，就只有国际成本的1/2.

　　记者：现在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固定投资过热，你怎么看？

　　谢国忠：有些地方确实存在固定投资过热，效率不高，但总的基础设施对国家经济增长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

　　记者：目前有没有新的产业可对经济有较大贡献？

　　谢国忠：目前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是机械设备。我们现在重要的进口就是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如果机械设备产业搞好了，我们就不用花钱在这方面，还可以用机械设备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易，创造新的贸易空间。

　　现在我国的人均GDP还不到2000美元，机械设备产业搞好了，人均GDP估计可以提升到4000-5000美元。

　　国内大的银行上市是正确的选择

　　记者：目前国内几家大的银行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并顺利登陆海内外资本市场，你怎么看这些大的银行的上市行动？

　　谢国忠：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现在中国资金比较过剩，很多资产的价格不能支持，国内股市也涨得有点快。通过这些大的公司的IPO，可把市场比较高的价格压下来，这样不让股市上涨过快。只是我觉得本来这些银行不应该到外面上市，现在的状况只能说明国内的市场发展得不算好。

　　记者：这些大的公司纷纷上市，你认为市场有承受能力吗？

　　谢国忠：国内A股基金发展规模确实有限，总共大概有5000亿人民币的规模。但是目前世界上能投资中国股票的资金有四五万亿人民币。现在内地市场要提高IPO能力，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要把股市转变为投资行为，二是改变银行存款与股市资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对基金来说，就是要有长期投资行为，不能炒，炒是长不大的。现在世界最大的基金总资产规模达到15000亿美元，这些基金的特点就是有长期的管理。

　　要想办法把财富转移到老百姓手中

　　记者：现在整个经济界都在谈论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贸易顺差；二是固定投资过热；三是内需不足，你怎么看这三个问题。

　　谢国忠：现在确实存在贸易顺差日益扩大的问题。但是人民币又不能大幅升值，否则风险太大。现在国家有一些好的做法，比如统一税率，内外资一致。这样在国内生产的企业成本大概增加10%，可以控制出口不会过快增长。二是国家调整进出口税率。但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是要增加内需。

　　内需不足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老百姓收入增长有限；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足，老百姓缺少安全感。政府占有大量的财富，目前在社会总的商品中，由家庭购买的仅占1/3，政府购买的占2/3，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政府不应该赚老百姓的钱，而是要让老百姓的购买力上升。

　　而投资过热的问题，与贸易顺差有关。高顺差带来的富余资金会转向房地产业，而房地产迅速流入大量的资金是不利的。

　　因为房地产本身不产生财富增值，过多资金流入房地产业会降低整个社会生产效率。

　　其实上面所有的三个问题都与一个问题有关：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产。尽管经济发展的速度总体很快，但老百姓的财富增长却有限。

　　记者：你认为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如有学者推崇的私有化。

　　谢国忠：简单私有化肯定不行。国外的经验表明，私有化的结果往往是财富落入少数人手中。有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像英国撒切尔夫人时代，通过股票或基金的方式，将财富分给老百姓。同时对资产套现实行一定限制，因为低收入者可能把资产低价变现。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涉嫌“中译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不排除联名起诉

■记者许嘉俊 报道
文汇读书周报

　　本报讯 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国际著名奖项，但有一套打着
“诺贝尔文学奖”旗号的文集竟涉嫌“中译中”拼凑而成，且标价600元陆续亮
相于各地书店。

　　最早发现这套“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疑点的，是南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的陈远焕。由于要给馆藏图书编目，陈远焕注
意到了这套文集的“独特之处”：文集共26本，却通用一个译者——“李斯·等
译”；编辑也只有一名，叫陈琛。“当时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这套文集涉及12个
国家的语言，哪个译者这么厉害，能精通12个国家的语言？又有哪个编辑也同样
厉害，精通12国语言？退一步说，即使有这样的译者和编辑，如此表述也是不规
范的，无论译者有多少，也无论名气大小，都得署名，怎么能用一个‘等’字就
略过呢？”陈远焕告诉记者。

　　当陈远焕翻开这套书时，他再次吃了一惊：“当时我在文集中随手抽了本
《布登勃洛克一家》，浏览了一下，觉得十分眼熟，随即在书库里找出了这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傅惟慈的译本。对比之后，果然惊人的相似。比如将李斯译
本的256页和傅惟慈译本的436-437页对比，只有5处不同，且都是无关痛痒的字、
词，如‘城里’改成‘城中’，‘一八六五年’改成‘1865年’，有的居然还改
错了，如把指人代词‘他’改指物代词‘它’，真是哭笑不得。这是整段的‘相
似’，还有跳跃的‘相似’，如《福尔赛世家》，李斯译本的23-24页，与上海
译文出版社1978年周煦良译本的44-45页相似；但李斯的译本到了111页，却又与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放译本的155页相似。”

　　记者采访了该文集责任编辑、时代文艺出版社驻京人员陈琛，他说：“这套
文集的译者李斯很有名，以前译过《垮掉的一代》。李斯不但是他个人的名字，
也代表一个翻译公司，所以我们署名的时候用‘李斯·等译’。我将尽快与他联
系，给媒体一个回复。”记者试图向陈琛要李斯的联系方式，但对方拒绝提供。

　　然而当记者在网上搜寻“李斯 《垮掉的一代》”时，不料却看到了“垮掉
一代”研究专家文楚安早年对李斯的曝光：“（李斯编著的《垮掉的一代》）居
然将‘翻译’冒充‘著作’出版，而这翻译又实在太不高明……全书几乎原文抄
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告诉记者：“书被抄已经不稀奇了，但这种大规模的‘中
译中’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剽窃歪风愈演愈烈，如不严打，后果不堪设想。我对
此事保持起诉的权利。”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翻阅了相关证据后表示，将采取必要的手段维
护译者和出版社的合法权益。潘凯雄同时表示，不排除联名起诉的可能。上海译
文出版社市场部负责人也表示将严重关注此事。

　　另外，记者还在吉林省新闻出版局的网站上找到了《关于确定2005年吉林省
百种精品图书选题的通知》，“诺贝尔文学奖文集”竟赫然在列。记者在《通知》
中还查到了如下语句：“为保证精品图书选题的出版……加强对精品图书选题编
校、印装质量的检查，确保质量达到优质品要求。”然而记者却发现，这套书的
编校问题也不小，如书名为《克丽丝汀的一生》，但到了该书的版权页上，却写
成《克丽斯汀的一生》。这种书流入市场，不是坑害读者和图书馆吗？

拄个拐你就是大爷了？

拄个拐你就是大爷了？
文章提交者：三糊涂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泼妹泼评】拄个拐你就是大爷了？
.三糊涂.


　　据现代快报讯，一名姓高的大学生乘坐公交车，手里掂着一根拐杖，打算送给出车祸住院的朋友。掂着拐杖的他上车后，发现车厢里已没有座位，过道上还站着七八个人。他一只手用拐仗撑地，一只手拉着扶手。这个时候他发现，满车坐着的人对他和他的拐仗无动于衷，大家不是看窗外，就是低着头。他特别提到了他身边的一位女生，说那女生看了他一眼，转而又看窗外了。最后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站起身来给他让座。他说自己的腿没事。身边没让位的女孩子对此抿嘴而笑，并对身后的同伴悄声说：“幸好我没让座，否则亏大了”。事后他对记者说：“其实我不是想坐位子，只是当老人给我让座的时候我觉得挺心寒的。年轻人的同情心和素质到哪里去了？”

　　看了这新闻，糊涂我哑然失笑，感觉这姓高的同学，素质太差。居然以这么弱智的心态、这么弱智的方式和这么弱智的问题来拷问“年轻人”的同情心和素质。

　　首先说他的心态。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有意无意的做了一回假冒残疾人嘛，难不成掂根拐仗，就自以为是大爷了？你一上车，全体乘客忽啦啦站起来给你让座，那我们还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吗？我们还用得着以德治国，创建和谐吗？前几年，有关方面为了让大家在公交上踊跃让座，特出台悬赏措施，让座一次，奖励大面包一个。后来没听说有人为此而去领赏的。第一原因，现在不是1960年，第二原因，上车就得掏一元本钱，如果让一座，公交奖励10元钱的话，那么，一部分小摊小贩会选择上公交“占地”经营的。所以，就是真的残疾人，也不能太指望大家让座的。没听说外国大爷坐中国公交都学会冲锋陷阵了吗？好不容易抢来的位置用来让人，他总得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会儿吧。即使不想刘胡兰与董存瑞，他也得想想自己啊！

　　老实说，公交车上让座，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特色的公交上让座，有时候居然很成问题。第一，在过道上站着，钱包的安全是个大问题。稍微有点防扒常识的人都知道，公交上的小偷，就在站着的人堆里挤着呢。据我长期的观察，小偷的胳膊上不是挎个外套，就是手里掂个布质的手提袋，这样他在“公干”的时候，可用这个外套或手提袋做掩护。所以，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显摆同情心与素质，可能要付出丢钱包的代价。这种代价让很多乘客打消了让座的素质。因为小偷不同情他，他与小偷打起来，车上的乘客也不同情他。所以，这种环境里，乘客更愿意选择同情自己。第二，在中国式拥挤的公交上，个人身心的安全也是个问题。特别是对一个女性来讲，人堆里，她很难保持优雅与从容，如果身边再出个有乘乱性骚扰倾向的人，那就很坏菜了。而且，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乘客里很难站出几位为她的尊严而显示自己素质的骑士。所以，她宁愿用自己的没素质来保护自己的尊严，一般不指望劳别人大驾的。

　　其次说他的方式。正是他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假冒残疾人的恶作剧倾向，让拐仗在公众眼里失却了应有的意味与份量，那没让座的女孩子的抿嘴一笑就很说明问题。我担心，以后真遇上了拄拐而行的人，这女孩子会怀疑，自己遇上了这高姓学生的师兄从而更无让座的意愿与行动呢。中国人现在有毛病，不信邪，更不信正。怨谁，或者说始作俑者是谁，糊涂我就不点明了，大家心里明镜似的，我再点明，就是自己冒傻气，且容易被锦衣卫抓住把柄。如今的市面上，父母官敢冒充清官，百姓就敢冒充刁民。实在冒充不了刁民的，可能选择冒充残疾。总之，大家都不好混。现在，你掂个拐仗上车，还用它撑着自己的身体，让一车人都怀疑，假冒残疾都从闹市区蔓延到公交上了。

　　最后回答一下他的弱智问题，中国年轻人的同情心和素质哪里去了？第一，中国年轻人没有同情心。因为中国的教育里，最缺少的一环就是爱的教育、人性的教育（文盲除外，失学儿童除外，因为没上过学，还有一些免疫力较强的人除外）。好多年轻人都是吃狼奶成长起来的，这种同情心如果有的话，也仅限于指向境外，比如那些水深火热的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外国人民群众。至于境内群众，早就被伟大领袖给解放了，生活得很幸福：不想活了，在家抹脖子不算犯法；下岗了，大歌星张着大嘴露着满口烟渍的黑黄牙给大家唱从头再来；过年了，领导亲自把10斤食用油五十斤白面一百元大钞送到群众家门口，大年三十晚上的饺子比杨白老一家要有保证多了。如此情形之下，年轻人有限的同情心在中国根本派不上用场，只好把热情投向境外了。

　　第二，中国年轻人不缺素质。据我所知，目前中国教育界的素质教育之风正方兴未艾呢。此种素质教育包括的方面很多，比如说假话的素质，搞形式活动的素质，爱国主主义的素质等等。说假话，我们是从娃娃就开始抓起的。谁家娃娃不跟着学校课本讲假话，他就永远中不了举。搞形式，我们也是从小学就开搞的。比如雷锋月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一过雷锋月，雷锋就被引渡到爪哇国了。甚至当记者去学校采访好人好事问学生对雷锋有何看法的时候，同学们的回答是：雷锋？好象没听过这个人，他是哪个班的？至于“九一八”搞“勿忘国耻”的宣传栏，“十一”搞“国庆”的黑板报，更是公共例假式的。来了，事儿事儿的，过了，啥事没有。总之，我们不缺素质，只不过缺少做人的常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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